《城市常识》：接管大上海的培训手册

　　1949年初淮海战役甫告结束，接管大上海的任务随即提上日程。对于大部分官兵来说，在陌生的乡村开展新的革命工作可谓驾轻就熟，但面对大城市却使他们犯了难。这些战士大多来自北方农村，对江南城市的生活极为陌生。由于不熟悉城市生活，在之前接管的城市工作中闹出不少笑话，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为了确认和保证接管工作顺顺利利地进行，华东区着手抽调一批在上海暴露的地下党员与地方干部，组成编写组负责材料的搜集和撰写工作，旨在指导渡江部队尽快适应城市生活。其中一本二万余字的小册子《城市常识》（下文简称《常识》）就是专门为入城部队编写的培训教材。作者结合之前接管城市中的意外案例，针对性地介绍了城市日常设施的使用方法和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，文风平易近人，内容通俗易懂，堪称入城实用百科全书。

　　城市夜生活的耀目美景离不开明灯霓虹的装点，然而这些随处可见的灯饰却成为夺取战士生命的隐形杀手。接管石家庄后，几个干部除夕大扫除时争着用湿布擦灯泡，导致全体触电身亡；江苏小城里一位战士在灯泡里点卷烟，手碰触电极被吸住，另一位战士即刻伸手去拉，结果“双双变成紫色的尸首”。针对战士们遇到的触电危险，《常识》以电灯为重点，详细的介绍城市电力系统和原理，普及使用方法和需要注意的几点，针对容易触电的操作都一一作了分析。编纂者精心地将各种常用电器绘制成图，配以浅显的解说，提醒战士们重点提防潜在危险：风扇转动时远离叶片谨防削手致残，避免把手伸进插座孔里触电，煮饭用的电炉和煤气灶要小心使用等等。还对常见的城市设施如电梯、电铃和电话等做了一番用法大扫盲，堪称“最全电器说明书”。

　　交通事故是另一大高危因素。火车是乘坐频率最高、也是事故率高发的交通工具。部队进入陇海铁路线和津浦线后，因火车造成的死亡人数极多，事故原因包括头伸出车外被迎面而来的火车剐蹭，在站台拦停高速行驶的火车，火车没有停稳就跳车，以及在铁轨上滞留和奔跑。虽然许多战士在进城前坐过集体火车，但并不清楚购票和乘车规则，个人乘车时有未购票就直接上车的、有坐反方向的、有不按时按点候车的，更不可思议的是在铁轨边搭招手停的情况。教材指导战士们买票流程、站台须知和乘车规则。尤其强调注意安全，防止上述悲剧的发生。

　　野外作战时拦爬汽车是常见的事，但进城后就成了要命的习惯，极易造成主干道交通混乱和人员受伤或死亡。针对这样一些问题，教材介绍了城市中各类车辆，重点介绍了消防车、救护车等特殊车辆，提醒战士们遇到有紧急任务的车都必须避让。同时教材绘制城市交通图，详细普及了人行道的用途、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、有轨电车和汽车的乘坐方式等交通常识，尤其强调服从交警听指挥，不能因为是旧有的警察系统就抓进监狱，也不能以功臣自居，“开东开西，使交通警察增加困难”。

　　鱼龙混杂的大城市不仅充满危险的事物，还暗藏潜伏的敌人，不甘失败的政府撤退时在城中布置了大批特务。一些战士想当然地认为特务是穿军服的，在接管沈阳和济南时犯了以衣识人的教条主义错误，见身着制服的人便不分青红皂白逮捕，引起市民的恐慌和不满。为了杜绝乱抓乱捕的现象，《常识》针对上海不同阶层的市民群体做了详细的衣着调查，当时上海校服流行卡其布质地的夹克和呢大衣，与军队制服很相似，教材特别强调以军帽和绑腿来区分学生校服和军队制服。由于美军曾在上海大量抛售过质美价廉的美式军服，城市青年购买美式军服的也不在少数，因此教材还请战士注意别误抓穿美国军大衣的普通市民。

　　事实上，真正的特务并不会穿着制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，他们往往潜藏在阴暗的角落布置棋子伺机窃取情报。而军队干部进城前没有地下斗争的经验，随意把文件放在口袋里或者直接拿在手上成为习惯，丝毫没有保密意识，非常容易被特务雇佣的扒手盯上。上海的扒手手段尤其巧妙、防不胜防，因此教材要求大家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多留心眼，牢记“财不外露，提高警惕”的八字秘诀。除窃取情报外，特务还会利用引诱和腐蚀干部和战士，当然女特务也会亲自上阵。这些站街女会“嬉皮笑脸、连拉带拖”地把路人往家里带，如果中招了，就会在“跟她腐化”时被套出，一旦被“腐化”轻则破坏革命工作，重则染上梅毒或其他不治之症，因此教材提醒进城官兵看到这些“特殊的人”一定要站稳立场，以极端严肃的态度拒绝。

　　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，上海与乡村极大的不同体现在“华洋杂处”的人居格局。教材将外国人分为“非帝国主义的外国人”与“伪装特务的外国敌对分子”，对前者“要予以充分的尊重”，不能因对方高鼻深目的特殊长相随意抓人；对后者则要警惕他们“假借买卖、教书、传教、办报、采访为名从事刺探军情的勾当”。书中还特别叮嘱战士不要随便照相，以免“给特务们搜集现成材料的机会”。

　　城市和乡村具有截然不同的伦理文化和生活小习惯。在与市民打交道时，许多官兵以乡村的一套习惯待人处事。据当事人回忆，干部们刚进城时不但不熟悉城市生活，阶级仇恨的思维方法导致他们“见到衣衫褴褛者就倍感亲近，对衣着整洁者则侧目而视”。在1947年代对石家庄的一次大搜查中，一些干部将居民家中的拖把当填充土炮的工具，勒令这些“反革命”交出大炮。这些情绪和误解使得接管工作遇到许多阻力。《常识》特辟一章将城市居民按照职业和经济地位划分阶级成分，教育官兵要团结市民和睦共处，维持城市稳定秩序。首先应尊重城市居民，对待市民的态度要“热情、正派、和气，不要轻浮”，使居民了解“我党我军是正直无私、和蔼可亲的人”。要和市民讲客套，称呼不能如农村一样简单直接，要系统学习城市的礼貌称谓，比如先生、小姐、同学等等。对都市开放的生活作风也要持宽容态度，看到“马路上男人和女人手挽着手地走着，我们别惊奇、好笑，也不应去侮辱他们”，不能用乡村的保守风俗指责城市居民，而要通过以后的改造逐步树立新的城市风气。

　　在注意和市民打交道的同时，进城官兵还应尊重市民生活的习惯。过去部队行军物资缺乏，习惯向老乡借钱粮和日常物品应急。虽然会打欠条按时归还，但对习惯于商品买卖的市民来说，打欠条借物不符合商业逻辑，因此部队专门成立负责借物的机关进行统一筹借防止扰民。传统乡村的本质是熟人共同体，串门子走邻居是常见的交往方式。但大城市中公私空间泾渭分明，家作为绝对的私领域并不随时对陌生人敞开大门，因此教材强调官兵不能像在乡下一样“为了拉呱（聊天）和好奇不请自入”，更不能随意开口要求在市民家借宿。即使是找人和拜访也不能擅入居民家中，要按规矩敲门和按门铃，如果在下雨天进房间要擦干净鞋底，注意城市卫生。在不扰民的同时，还要严格遵循城市纪律，尤其禁止鸣枪，以免引发居民恐慌。

　　城市和乡村遵循的生存逻辑全然不同。上海的消费文化极为发达，钱，理所当然地成为在上海生存的根本基础。但这对于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农村官兵来说却与剥削并无二致。有的战士抱怨进城衣食住行都要钱：坐车买票要钱，生火做饭要煤气钱，点电灯要电钱，甚至连喝水也要交自来水钱，生出许多不满。一些战士不知道进公园需要买门票，结果和售票员产生冲突，打伤对方强行闯入，造成了不良影响。

　　针对这一现象，《常识》向战士们科普了钱的用途，并特别标注了需要用钱的场所，提醒战士们不要随意进入。对于免费的场所，如博物馆、动物院为代表的文化机关，提示警醒我们在遵守章程的同时鼓励大家参观学习，尤其在动物院观赏动物时不能忘乎所以地打开笼子，否则“会飞的飞走，要吃人的就到处咬人”。针对收费的场所，除了介绍一般的百货商店和金融机构之外，《常识》将城市公共空间划分为正规的文化娱乐场所和“特殊”场所两类。正规的商业场所包括公园和游泳池，提醒战士们进入这一些地方要掏钱买票，虽然这是资本主义的“老一套”，但在现阶段必须要忍耐，在民主政府没有废除买票制度前绝对禁止强行闯入。如果在被旧社会腐化的游泳池和运动场看到“谈恋爱吊膀子的小姐哥儿们”，也别觉得败坏风气，“不要随便干涉别人的行动，更不要看不惯，谩骂人家”，要顾全大局，一切以团结人民和稳定局势为主。

　　相比于对屈指可数的几个正式场所的简单介绍，教材列举的特殊场所类型远远多于前者。大烟馆、赌博场、跑马厅、妓院这种涉及“黄赌毒”，甚至连满足日常衣食住行的茶馆、咖啡馆、饮冰室，乃至电影院、京戏院、照相馆和理发馆都榜上有名。几乎所有的消费场所均被视为需要改造的“复杂腐化”场所。除非肩负特殊工作任务或者上级批准，这些场所一概禁止入内。

　　另一些特殊场所的名称具有迷惑性，比如舞厅。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公家舞厅，跳舞意味着纯粹的娱乐和运动，因此并没有以跳舞为职业的，跳舞只是“间集体娱乐的一种高尚运动”。而大城市中资本家治下的舞厅老板雇了一批当商品，按跳舞时间来算钱，骗人钱财不说还腐化人心。因此在城市的大街上听悠扬的音乐，看见建筑美丽，千万别以为是开音乐晚会而“直闯了进去”。游艺场是城市里一般市民玩的地方，包含平剧场、双簧、大鼓书、地方戏、滑稽戏等各种混合游艺，因廉价深受工人、贫民和小商人的欢迎。虽然演艺形式丰富但格调不高，内容“多半是最的低级趣味的”，“如果善加利用，改造新内容和新思想，将会是城市依靠大众、团结大众的好场所”。

　　在中央的格外的重视和充分准备下，部队渡江后由政训队培训城市政策，指导官兵学习城市常识。两个月后，也就是1949年5月，进驻上海，钢铁般的军纪和对市民的充分尊重赢得了社会各界交口称赞。随着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旧上海换了新天地，从帝国主义堡垒改造成了人民的城市。这背后想来也有这本小册子的一份功劳。